上个月，我们口袋育儿（微信：koudaiyuer）发了一篇文章，《又一对年幼兄妹被困车内身亡，如何才能让悲剧不再发生！？》很多家长看了文章才知道，原来把孩子留在车上只把窗子开一个缝也不行。没想到，随着天气逐渐变热，全国又连续发生了多起把孩子锁在车内的事件。比如最近又有孩子被忘在幼儿园校车里死亡的新闻，5月24日早晨，最高气温30度的武汉，一个4岁男孩欣欣被妈妈送上幼儿园一辆7座“校车”后，怎么也没想到这变成了最后的离别。园长老公把几个孩子送到幼儿园后吃完早餐，又驾车到一家公司上班，把车停在露天停车场，下午，园长准备送放学的孩子回家时才发现在车里的欣欣！最后欣欣经抢救无效死亡……
无论是校车的致命疏忽，还是有家长把孩子留在车上把车窗开一个缝的行为，即使新闻媒体反复提醒，还是有很多家长对这个事情不上心。这些家长基本都是这样想的：我是爱孩子的好父母，像这种把孩子忘在车上的脑残行为，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呢！
真的吗？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金·魏恩加腾（Gene Weingarten）曾经深入采访了美国孩子“高热致死”现象，然后在2009年3月发表了一篇深度报道：《致命的分心：把孩子忘在车上，这是可怕的失误，还是犯罪？》（Fatal Distraction: Forgetting a Child in the Backseat of a Car Is a Horrifying Mistake. Is It a Crime?）。
在这篇于次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长篇报道中，金·魏恩加腾采访了多位懊悔终身的家长、以及法官、检察官、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公益网站创办人等方方面面的人员，对把孩子忘在车上的现象，做出了深刻、全面的报道和分析！内容既让人震撼（比如文章中，公益网站创办人回答她所知道孩子死在车上的悲惨情况，创办人只说了一句话，但口袋君看得毛骨悚然）；同时也非常专业深刻（比如解释为什么“好父母”也会把孩子忘在车上长达8小时）。
这是一篇非常值得看的文章！因此我们专门邀请了口袋育儿“编译组”的Karla妈妈全文翻译成中文。翻译之后，整篇文章长达1.5万字，全部读完约需20分钟！但是请相信我，这20分钟的阅读，不仅是非常值得的！而且这篇文章更应该转发到朋友圈！我们重发这篇文章，也是为了让更多认为自己是“好妈妈”和“好爸爸”的家长看到——真正的风险，恰恰是在我们这些“好父母”身上！
致命的分心：把孩子忘在车上，这是可怕的失误，还是犯罪？
作者：Gene Weingarten
来源：华盛顿邮报，2009年3月8日
翻译：Karla妈妈
（一）
这名被告是一位体重超过300磅的大块头男子，尽管沉浸在悲伤和羞愧之中，他身形看起来依旧很魁梧。他坐在一张坚固的但几乎装不下他的木制扶手椅上，驼着背身体向前倾，轻轻抽泣着，一张纸巾接着一张纸巾地抽泣，一条腿在桌子下方紧张地抖动。旁听席上第一个坐着的是他悲痛欲绝的妻子，心不在焉地转动着手上的结婚戒指。这个房间的气氛就好像坟墓。目击者们轻声说出令人痛心的事实，许多人情绪崩溃。一个医院急诊室护士在描述被告被警方首次带来时的场景，不禁潸然泪下。她回忆说，被告当时非常紧张，眼睛紧闭，身体前后摇晃，整个人沉浸在深不可测的悲痛里。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说不出话来，直到护士在他身边坐下，握着他的手，这时他才开口。他说他不要镇定，他不配从痛苦里解脱，他想要一点点感受所有的痛苦，然后死去。
法庭上审判的是一起由弗吉尼亚州联邦起诉的过失杀人案。案件的过程和事实没有争议。 49岁的迈尔斯·哈里森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一个勤勉的商人，直到去年夏天之前，他还是一个慈爱认真的父亲。因为工作中一些问题的困扰，他不停用手机打电话，而忘记把他的儿子蔡斯送到日托所去。在炙热的七月里，在赫恩登城一个办公室停车场里，小宝宝被困在汽车座椅里将近9小时，因高温闷热致死。
这是一个令人费解、不可原谅的错误，但这是一种犯罪吗？这是需要法官来回答的问题。
在休庭的某个时刻，哈里森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准备转身离开法庭。然后好像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正在见证他的耻辱，大块头男人垂下眼睛。他不停轻轻摇头，直到有人扶住他，他失声痛哭，“我可怜的孩子！”此时一群准备参观法庭的中学生进入房间。带团的老师显然没有预料到现场的情况，几分钟后，这群天真的孩子们就被急急忙忙赶出去了。
庭审将持续三天。而在法庭后排并排坐着的，是两个花了几小时行程远道而来的女人。与旁听席其他人不同的是，她们并不是被告的亲戚、同事或者亲近的朋友。
“…….死者下肢呈红色和红紫色的…… ”随着法医开始展示最让人痛苦的证据时，后排的这两个女人慢慢靠在一起。“…….腹部变绿…….器官自溶…….我们称之为皮肤滑移…….死亡时身体的核心体温达到华氏108度。”
年老并矮一点的玛丽微微颤抖着；而年轻高个子的有着微红金黄色头发的林恩把她揽过来，一只手搂着她的肩膀，另一只手跨过她们的身体，握着她的手。
庭审结束时，林恩·巴尔弗和玛丽·帕克斯静静地离开了，没有人注意到她们。她们本不想来的，但是她们觉得自己有责任来，无论是为了被告，还是更复杂些的，为了她们自己。这说起来很不常见：聚集在这里的这三个人，都有过同样撕心裂肺的经历。他们三人都以同样的、不可思议的“现代”的方式，误杀了自己的孩子。
（二）
“高温致死”是其正式名称，当它发生在年幼孩子身上时，故事往往是一样的：一个原本慈爱、细心的父母，有一天因为生活日常某件事，变得忙碌、分心、烦躁或困惑，然后......把孩子忘在车里。这样的事在美国一年大概会发生15到25次，分散于春天、夏天和早秋。季节几乎没有固定规律。
二十几年前，这种事情比较少见。但在1990年代初，汽车安全专家宣称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可能会杀死孩子，他们建议将儿童安全座椅移到汽车后座；而且，为了新生儿的安全，安全座椅要后向安装。如果这些人能预料到这样会降低儿童被发现的悲剧后果……好吧，怎么能怪这些安全专家呢？毕竟什么样的人会把自己的孩子忘在车里？！
事实证明，富人会，穷人会，中产阶级也会。各种年龄层和种族的父母都会。母亲出现这种悲剧的概率和父亲一样高。总是心不在焉的人和高度有条理性的人都会。受过大学教育的和几乎是文盲的人也没有区别。在过去的10年里，悲剧在以下这些人身上发生过：牙医、邮政工作人员、社会工作者、警察、会计、士兵、助理律师、电工、新教牧师、犹太学生、护士、建筑工人、副校长。它发生于心理健康顾问、大学教授和披萨厨师身上。它发生在儿科医生身上。它发生在弹道火箭科学家身上。
去年有一天，在一天里这样的事在美国发生了三起！这是迄今为止，最糟糕的一年里的最糟糕的一天，并且这种趋势没有好转的迹象。
每个案件的过程都有些不同，但有一个可怕的时刻是一样的，就是父母通常通过伴侣或保姆的电话，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时，他/她会疯狂冲向汽车，等待他/她的是世间最可怕的场景。
每个案例都有各自骇人的特征：一位父亲将车停在一座集市旁边，当他发现儿子尸体时，他身边一架管风琴正欢快地演奏着乐曲；另外一个想要迅速了结一切的男人，试图从现场一名警察身上抢枪自尽；有些人---包括布莱克斯堡的玛丽·帕克斯—开着车从他们工作的场所去日托所接他们以为自己已经送到的孩子，却没注意到车后座的尸体。
而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的一位业务主管，必须要面对的事实是：在炎热酷暑下，他的汽车运动检测警报器响了三次。但是当他看过去的时候，他看不到有谁在摆弄他的车子。所以他就远程关闭了警报，并平静地回去上班。
（三）
可能没有什么行为比人为疏忽更根本地挑战我们社会对犯罪、惩罚、正义和怜悯的看法。根据国家儿童安全倡导小组的统计数据，约40％的这类案件，孩子的死亡被认定为可怕的事故-- 一个记忆差错所带来的终生愧疚远远超过任何法官或陪审团可能会给出的量刑。在另外60％的案例中，基于类似的事实，应用类似的法律，法官判定家长的疏忽如此之大，造成的伤害如此之惨烈，该行为应该被定为重罪，并严厉追责。
就在迈尔斯·哈里森把他蹒跚学步的儿子忘在顿市他新搬迁公司的停车场的五天前，在东南方几百英里处刚发生一起类似的案件。弗吉尼亚州朴茨茅斯市，一个卫生部门的电工安德鲁·切普珀，在结束长时间的工作后，从他父母家把他正在学步的儿子接到车上，开回家，走进房间然后睡着了，忘记了他车上的儿子，将他留在房子外，被晒至死。
哈里森被起诉。而切普珀没有。在不同情况下，是否被起诉取决于某个人的决定。
在哈里森事件中，这个人是费尔法克斯联邦检察官雷·莫罗。在用过失杀人罪发起起诉几天后的一次访问里，他解释了原因。“我们需要重申很多人们保护儿童义务方面的事情，”他说，“当你有了孩子，你就要担起责任。在保卫儿童安全方面，我的态度非常强硬。”
莫罗自己有两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14岁。当被问及这种意外会不会发生在他身上时，这个问题似乎让他很吃惊。他转移了话题，10分钟后，他回答道：“我不得不说，不可能，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是一个警觉的父亲。”
在朴茨茅斯，决定不起诉40岁切普珀的，是联邦检察官厄尔·莫布里。他说， 孩子的死很悲惨，但是警察调查显示没有犯罪行为，因为没有任何动机；切普珀并非残酷无情地拿孩子的生命去冒险—他只是忘记了他的孩子在那里。
“像这种案子有个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丢给陪审团去决定，但这样做不对。”莫布里说。他认为，检察官的职责是实现公正，而不是完成业绩。“我不是非常确定我做了正确的决定”，他说，“但我相信它是正确的”。
在决定如何处理这些案件时可能没有绝对的对或者错；每个遇到这种事情的公务人员都会尽力去处理好这个两难的问题。但公务员也是人，他们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意见带进这种复杂的事件中。
“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也挺巧的”莫布里说。他有五个孩子。今天，他说，是他第六个孩子的生日。“她于1993年死于白血病，将近3岁。”
莫布里停住了，他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他根据法律做出了决定，他说，“但是我知道当你失去一个孩子，感觉如何，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
所以，在儿子去世后，安德鲁·切普珀被送回家去，他的余生将会生活在他所做的这件事的阴影里。而迈尔斯·哈里森则在儿子去世后，被起诉犯有重罪。他的入案照片被登在报纸上，被播在电视上。照片里他靠着墙，表情是为人父母者常有的那种心神不宁、疲惫不堪和无精打采。他聘请了一个昂贵的律师。几个月来，双方都为案子做准备。目击者被召集并询问。认罪协商的努力失败了。庭审开始了。
法庭听取了哈里森和他的妻子作为一对将近五十岁的无子女夫妇如何拼命想成为父母，以及他们如何三次访问莫斯科，每次都长途跋涉坐10小时的火车到俄罗斯内陆，最终找到并领养他们18个月大的儿子。他当时在一个孤儿院里，连床都很少被允许离开。哈里森的隔壁邻居作证说，她如何看到这个新父亲和儿子一起在草坪上嬉戏。哈里森的姐姐作证她如何和她弟弟和弟妹花几周的时间寻找日托，以适合因从这一岁半来的困苦开端恢复过来而需要特殊关注的男孩。
证人席上，哈里森的母亲坚定地宣称，迈尔斯一直是一个好儿子，一个完美而富有爱心的父亲。哈里森的妻子卡罗尔，悲痛欲绝但镇静地描述，她丈夫在发现自己所做的事之后立刻打给她的电话，她是在从家里到工作地方去的公交车上接到电话的，他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吼叫。
最后，费尔法克斯郡巡回法院法官特伦斯·奈判定迈尔斯·哈里森无罪。他没有犯罪，他说，引用了厄尔莫布里一开始所引用的不起诉安德鲁切普珀罪的法律条文。
在宣判的时候，哈里森喘息地抽泣着，然后试着站起来，但是他没有什么支撑，双腿弯曲，他的膝盖可悲地瘫软跪了下去。
（四）
那么，如果这不是误杀，那这是什么呢？一次意外？
“不，这样称呼也不妥当。”
马克华晓尔如是说，他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语言学习和技术的国际知名专家。
“ ‘意外’这个词听起来像是无法预防的，”华晓尔说，“但是‘事故’让它变得微不足道。但这不是微不足道的。”
华晓尔是富布赖特学者（译者注：富布赖特学者是美国的一项学术资助计划，资助来美研修的境外学者），专门研究如何利用笔记本电脑教导儿童读书认字。在2003年的夏天，他吃完午餐回到办公室，在停车场看到一群人围着一辆汽车。警方已经用撬棍将窗户打开。只有当他越来越近的时候，华晓尔才意识到这是他的车。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他早上忘了把他十个月大的儿子米奇送去日托了。米奇已经死了。
华晓尔没有被起诉，但是几个月后他考虑自杀。他说，渐渐地，这种冲动消失了，剩下悲恸和内疚。
“我们缺乏一个术语来称呼这种事，”华晓尔说。而且他也说，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这些人身上。
大卫·戴蒙德在华盛顿的一家酒店一边吃早餐，一边试图解释，“记忆是一台机器，”他说，“它并不完美。我们有意识的头脑会按重要程度把事情按优先顺序排列，但是在细胞层面上，我们的记忆不是。如果你会落下你的手机，你就有可能会落下你的孩子。”
戴蒙德是南佛罗里达大学分子生理学教授，也是坦帕市老兵医院的顾问。他来这里参加国家科学会议，就他的研究发表演讲，介绍情绪、压力和记忆的相互关系。他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思想处理中心最复杂的部分可能被“劫持”到一个相抵触的记忆体系，这是大脑的一个原始部分，它是一种与恐龙一样古老的设计– 疏忽的、顽固的、非分析的并愚蠢的。
戴蒙德是记忆专家，但他记忆力不好，最近有一次他把车开到商场时，才意识到他还是婴儿的孙女在车后座睡着了。他能记得他孙女，只是因为幸好坐在他旁边的妻子提到了这个孩子。他明白如果当时只有他和孩子两个人，可能会发生什么。更糟的是，他明白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
他说，人类的大脑是一个宏伟而又充满争议的装置，其中进化的最新和更复杂的结构坐落在仍然被低等物种使用的原型大脑的“老旧破车”上面：大脑最上方是最聪明和最灵活的部分：前额叶皮层，用来思考和分析；海马，用来创造并保留我们的瞬时记忆。而底部是基底神经节，与蜥蜴大脑几乎相同，控制自发但几乎没有意识的行为。
戴蒙德说，在熟悉的日常线路上开车的情况下，人类将基底神经节按压作为一种辅助自动驾驶仪。当我们的前额叶皮层和海马正在计划我们的上班路上，无知但有效的基底节正在开车；这就是为什么你有时会发现自己从A点到B点，却回忆不起来你走了哪条路，拐了哪些弯，或看到了哪些风景。
通常，戴蒙德说，这种责任分工运作得很棒，像交响乐。但有时，它会变成《1812序曲》，大炮轰隆隆的声音会掩盖一切。
他做了个实验，将老鼠暴露于猫面前，然后记录老鼠大脑中的电化学变化，戴蒙德发现不管是突然的还是慢性的压力都会削弱大脑更高功能的中枢，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基底神经节的压制。他在遇到涉及婴儿死亡于车内的情况下，看到了同样的事情。
“悲剧的发生和以往家长照顾孩子的质量应该是不相关的。”他说，“重要的相关性因素是压力、情绪、睡眠不足和日常生活中的变化，其中基底神经节试图做应该做的事情，然而有意识的理智太弱了抵抗不了。于是，易受攻击的海马体里的记忆电路会被覆盖，就像一个电脑程序一样。除非记忆电路重启 - 例如，如果孩子哭了，或者你知道，如果妻子提到孩子在后面– 否则记忆可以完全消失。”
戴蒙德停住了。
“弗吉尼亚州有一起这样的事情，完全是整套压力因素引发的。几年前有人来咨询我。这个女人叫……”
他放下叉子，眼睛扫过天花板、墙壁和地板，然后摇头。他说，他会议上压力太大，他的记忆检索能力出了问题。他想不起她的名字。
林恩·巴尔弗？
“对，林恩·巴尔弗！完美的头脑风暴。”
（五）
十月中旬，林恩·巴尔弗正在打电话，为新生婴儿订购一个弹性座椅的替换带，同时试图安排临时保姆，因为她必须马上去妇科诊所。她刚刚获得检查报告，她正在排卵，她的丈夫在伊拉克，她想要立刻用他的精子进行人工授精。但临时保姆在忙。所以她抱起孩子，抓起钥匙和妈咪包，出门并开车走了。但现在宝宝在吵闹，所以她回头给了他一瓶果汁，一边看着他，一边看着自己熟练地转过的似乎没完没了的急转弯。
“其实，”她笑道，“我在一次不同时做太多事这方面变得越来越好，我一直在简化我的生活。”
林恩·巴尔弗是通常被称为A型性格的人。她是第一个承认自己的性格与她儿子布莱斯两年前死亡有关联的人。事情发生在2007年3月30日，当时她不小心将9个月大的儿子落在夏洛特维尔军法学校办公室的停车场里，在那里她担任运输管理员。当天的高温仅有华氏60度，但婴儿和汽车的生物统计学和热力学无情地结合在一起：年幼的孩子们恒温系统没发育好，并且在阳光下的封闭车辆会迅速升温。当天巴尔弗汽车的气温高达华氏110度。
对于2007年3月30日林恩巴尔弗身上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沮丧的形象化比喻。英国心理学家詹姆斯·赖森在1990年代，提出了“瑞士奶酪模型”一词，通过类比来解释为什么在大脑多层次的防御中，组织中可能会发生灾难性的失效。赖森把大脑层次比拟成瑞士奶酪的切片，五个或六个多地堆积起来。奶酪的洞代表小的、潜在微不足道的漏洞。这种防御系统几乎不可能出错，他说，但当它们真的崩溃，这是一种巧合—当所有的洞都刚好重叠在一起，整个系统就被攻破了。
在巴尔弗把布莱斯落在车里的那天，她一直忙到很晚。首先是帮一个要带狗去兽医急诊室的朋友照看孩子，然后照看因为感冒很吵闹的布莱斯。因为宝宝也累了，所以他一反常态地在车里打瞌睡了，没有发出声音。因为巴尔弗原打算带着布莱斯常用的安全座椅到消防站进行专业安装，所以当天布莱斯坐的是另外一个安全座椅，不是安装在副驾驶座后面，而是安装在驾驶座后面，因此从后视镜看不到。因为家里的第二辆车借给了一个亲戚，巴尔弗那天送她丈夫去上班，这意味着妈咪包是放在后座，而不像平时那样放在她可以看到的副驾驶座。因为在和一个有麻烦的年轻亲戚打电话，以及和老板打电话讨论工作上的一个危机，巴尔弗整个行程几乎都在打电话，压力很大地试图解决其他人的问题。因为保姆换了个新手机，还没存巴尔弗办公室电话号码，只存了她的手机号码，这也意味着当照看者打电话问为什么巴尔弗那天早上没把布莱斯送过来时，电话在钱包里响，巴尔弗没听到。
所有的小漏洞，凑巧重叠在一起了。
将孩子忘在车上的父母没有一致的性格特征。为这篇文章采访的13人中，有内向的，有外向的，有温柔的，有闷闷不乐的，有坚强的，也有极度脆弱的。没有一种性格特征的描述与林恩·巴尔弗完全一致，她是一名37岁的陆军后备人员，曾在战场服役，并且至少对于儿子死亡这件事，她依然在战斗。
“我不觉得我需要原谅自己，”她平静地说，“因为我所做的并不是故意的。”
巴尔弗个子很高，站起来就更高了。走路带着一股刚强和摇摆的节奏。她下巴薄薄，但嘴巴很厉害，说出的话都不加修饰。她风趣而声音洪亮，是那种在你面前你会立刻觉得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人。
去看迈尔斯·哈里森的审判是巴尔弗的主意，也是她在休庭期间走到走廊哈里森身边，挤过人群，用手搂住他的脖子把他拉近，在他耳边低语了将近一分钟。他的眼睛越睁越大，然后像个孩子靠在她肩膀上抽泣。她告诉他自己的经历，她知道他是一个慈爱的好父亲，他不应该感到羞愧。
巴尔弗在密歇根州中等贫困家庭长大。那个她一直被告知是她父亲的男人并不是她的父亲，她后来才知道，她的父亲实际上是一个和她家很亲近的男人。她祖父母们和外祖父母都离婚，并且交换了伴侣。她的童年里充满酗酒、离婚和监护权争夺。当巴尔弗满18岁后，她就参军了。
她有一次在波斯尼亚，两次在伊拉克的服役经历，当时她专门从事情报分析和施工管理，并在那里发展了一次同时做十几件事的技能。因管理一个4700万美元的项目却一分钱都没有记乱，她获得了一枚青铜星章。她后来结婚，有了一个儿子，又离婚，然后遇到了贾勒特·巴尔弗，并在一个月内决定让这位英俊而且更年轻的男子成为她的丈夫。一年半后，他们结婚了。布莱斯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之后，贾勒特在伊拉克时，他们靠人工授精有了第二个孩子布莱登。今天，以同样的方式，他们正备孕第三个孩子。
巴尔弗已经在妇科诊所做好了她的事情，现在她正开车去军法学校，以演示她儿子的死是在哪里以及如何发生的。道路右边是她放下丈夫贾勒特去上班的地方，往常她不用送他去上班的。她理论上在她的大脑中做了一个潜意识的标记：人已经送好了。然后她又指出保姆家所在的位置，当天她和老板在讨论安排一个大变动以及和她侄子讨论帮助他还清赌博债务的时候，她明显错过她的房子。然后她开到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军法办公室的停车场。她把车停进她那天停的车位，这是布莱斯死亡的地点。
“就像这样，除了我们旁边的这两个车位当时是空的，”她离开车后轻轻地说，收起钥匙，身子探进去拿起妈咪包。
这是林恩·巴尔弗那令人不安的故事。特别是如果你对于一个人在她所处的环境下应该怎么面对世界有自己的偏见的话。
例如，你可能会猜测，她应该换一辆车。但这个装有粉色奇妙仙子方向盘套的黑色本田飞行员车就是布莱斯死去时坐的车。他当时死去的位置离现在巴尔弗弯腰解开布莱登的位置只有几英寸远。
她说：“买新车没有任何经济意义。”
巴尔弗的眼神无动于衷。她的态度很清楚：你对这有问题吗？
（六）
不是所有发生在汽车里的婴儿高温致死的案例都像本文描述的那样：平时显然是好家长的令人困惑的记忆失效而导致的。在其他类型的案例中，家长有疏于照顾或滥用药物的前科。有时，父母明知有潜在危险而有意把孩子留在车里。有一个特别令人震惊的案例，有一个母亲把她锁上的车当做日托的廉价替代品。当高温致死被立案起诉时，这些人都是更倾向于会被判刑入狱的。
像林恩·巴尔弗这样的案件在被起诉时，通常会以某种妥协的方式结束：要求减罪，有时是缓刑，有时是社区服务。一路走上审判是相对罕见的。
发生在巴尔弗身上的甚至更罕见。她被指控的不是过失杀人罪，而是二级谋杀罪，可能被判处最高40年徒刑。保释的条件是，法院禁止她与任何未成年人，包括自己十几岁的儿子独处。
所以巴尔弗聘请了约翰·茨维林，一名来自亚历山大的顶级刑事辩护律师。这意味着军事承包商的雇员贾尔特·巴尔弗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在伊拉克的一项任命。他们需要额外的战争补贴来支付法律费用。林恩·巴尔弗必须单独面对整件事情。也就是从这时起，她从悲伤、内疚以及极度的自我怀疑过渡到一种非常具体、非常集中的愤怒。
约翰·茨维林是集合了侦探小说界的尼洛·伍尔夫和雷克斯·斯托特的怪异的天才英雄。茨维林的律师事务所位于一个美丽的老城镇联排别墅，内有黑胡桃木模型和百叶窗。老板是坐在皮质上有个洞的椅子上的留圣诞老人胡子的男人，他穿着牛仔裤和一件有个大污点的衬衫，前排纽扣勉强扣起来。
他说，茨维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这个案子的二级谋杀罪控诉变成一个荒谬的指控，因为在这个案子中，缺乏哪怕是一点点的动机。这，他做到了。经过初步听讯，罪名被减为过失杀人。 茨维林的第二个更艰巨的任务是为这起被戏剧化狂热的案件辩护
联邦助理检察官伊丽莎白·基林在陪审团之前的陈词是这样的：“这个小男孩的生命不是以这种正常的方式结束——老了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消逝、死去。他的生命被浪费了，永远消失了。”
最终，茨维林有一个关键的决定。在刑事案件中，陪审员想要听取被告的陈述。 茨维林喜欢并尊重巴尔弗，但他应该把她送到被告席上吗？
“你们见过她吗？”他问。
是。
“那么你看到她穿的那条精神盔甲，对世界的防护装甲，以及她如何封闭自我，成为一名战士。这可以帮助她生存下去，但如果你是想要看到她是如何被压垮的人，那你应该会失望的。” 茨维林决定不冒险。
“我以不同的方式把她放在被告席上，” 他说，“所以人们可以看到真正的林恩—脆弱的，没有任何诡计，没有任何姿态。”
茨维林所做的是给陪审团播放了两个录音带。一个是：在布莱斯去世后大约一个小时，一名警察在医院进行的审问；她的回答无限悲伤，几乎听不清楚，一半啜泣，一半喃喃低语：“我杀了我的宝贝，”她颤抖地说。“哦，天啊，我很抱歉。
第二个磁带是由路人打911的电话录音，在巴尔弗发现尸体并恳求陌生人帮助之后的最开始几秒钟。
茨维林转向他的电脑，打了一个音频文件。
“想听吗？”
下班后，巴尔弗正在重演她当天的动作。她从军法学校的153A室的小屋走出大楼前面。到下午三点左右，她终于有空检查了她的手机，发现她错过了一个她的保姆的来电。她回拨，但是被转到语音信箱。她没有担心什么。她们是朋友，经常谈论各种各样的事。巴尔弗留了条信息叫她回电。
当她站在现在的地方，在学校前面的一个宽敞的石头露台上，朝向停车场。事实上，有一个内战时代的大炮瞄准着的，令人不安的讽刺是，那正是她所站的位置。
保姆问巴尔弗，布莱斯在哪里。巴尔弗说：“你什么意思？他跟你在一起啊。”
整个露台长60英尺，然后下楼梯有11步，走两步，然后是第二个楼梯，12步，再一步到路边，然后是30英尺的冲刺到车上。巴尔弗估计跑过去花了半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当她透过窗户看到布莱斯无力的手，他的脸，苍白无暇、了无生机和光泽，她知道太晚了，巴尔弗说，“他就像一个瓷娃娃。”
几秒钟后，路人拨打了911。
磁带的内容让人无法忍受。 你听到的大多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紧张但准确地向警察调度员解释她所看到的。 最初，背景没有什么声音。然后是巴尔弗撕心裂肺嚎叫，“哦，我的上帝，不要！”
然后有几秒钟，什么也没有。
再然后有个震耳欲聋的尖叫：“不，不，求你了，不要！”
再三秒钟，然后：“求你了，上帝，不要，求你了!!!”
巴尔弗当时正在做心肺复苏术进行抢救。在那一刻，她回忆说，她觉得两个人占据了一个身体：林恩，高效认证的战斗救生员，林恩，永远不会再幸福的无能的母亲。吹气，按压，吹气，按压。她每次抬头呼吸空气的时候，她崩溃了。然后，她又继续回到儿子身上进行抢救。
听完这段录音，陪审团审议了90分钟，包括午餐时间，做出了一致的无罪判决。一名退休的无线电执行官陪审员科林 · 罗斯说：“我觉得这个案子不应该被起诉。这可能是疏忽，但这确实是一个错误。”
陪审团主席詹姆斯·施洛绍是县政府的检查官员，没有对检察机关提出异议；巴尔弗的案子很复杂，他说，过程事实需要公之于众。但这些事实，他说，也使裁决取得胜利。这是一个“大意外”，他说，任何人都可能遇到这样的事。
任何人？施洛绍犹豫了，“嗯，也发生过在我身上。”结果并不是灾难性的，施洛绍说，但潜在的失误是类似的：因为忙碌和压力大，他和妻子有一次职责分工没有说清楚，在一天结束后，两个人都没有去日托接他们的女儿。
“我们都回家了，然后开始说，‘等等，莉莉在哪里？’‘我以为你去接她了！’‘我以为你去接她了！’如果这种混乱发生在早晨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任何人都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施洛绍说。
（七）
针对婴儿高温致死案例，没有权威信息，也没有政府机构负责数据收集和监督。最接近的一个机构是堪萨斯州堪萨斯城郊区一个舒适的车库办公室，前销售和市场部主任珍妮·芬耐尔经营着一个叫“儿童与汽车”的非营利性组织kidsandcars.org。“儿童与汽车”为提升儿童汽车安全性进行游说，因此保留了美国最悲惨的数据库之一。
芬耐尔光脚盘坐在沙发上，翻阅着文件。她的大学实习生安布尔，走上前，在桌上放下一个新的通讯社传真。 “前碾，”安布尔说， “北卡罗莱纳州的停车场”。
这一行有一个诡异的术语。“后碾”发生在你倒车的时候，看后视镜，看不到车后面的孩子，或者从来没有看过。“前碾”几乎全部出现在皮卡或者SUV上，驾驶员坐在高处。此外还有“电动车窗扼杀”，“儿童启动车辆”，最后是“高温致死”。
在芬耐尔墙上的拼贴是几十名婴儿和幼儿的快照，有些自豪地举起手指，好像说“我两岁了”，或者说“我三岁了！”这些照片通常来自他们生前最后的生日。
芬耐尔曾与许多在高温致死案例中的父母进行过会面或会谈，有些人现在也在和她的组织合作。不是她去找的这些人，是这些父母找到她的，通常是在深夜，睡不着在网上搜索其他也生活在同样地狱并挣扎的人。芬耐尔说，对于这些父母通常有一个普遍的误解。“其实他们大多是那种会买婴儿锁和安全门的慈爱的父母。”这些案例，她说，是记忆的失效而不是爱的失效。
“有些人认为，‘好吧，我可以理解忘记一个孩子两分钟，但我实在不能理解怎么可能把孩子忘记了八小时，’他们不明白的是，在那些父母的心中已经把宝宝送到日托，并认为宝宝快乐而且被照看着。一旦这种想法在你的大脑里，你这天的其他时间是没有理由去担心或检查宝宝的。”
芬耐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起诉父母既残酷又毫无意义，然而害怕监禁的恐惧并不能让父母避免那样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芬耐尔认为，在于改善汽车安全功能，并提升公众对这种情况的认识，即使记忆短暂疏忽也可能导致很可怕的结果。
她所知道的最糟糕的案例是什么样的？
“我真的不想。 。 。“ 她说。她看向远方。这刻，她不敢有眼神交流。“有个孩子在死前，把所有的头发都拔出来了。”
多年来，芬耐尔一直在游说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在新车上设置后座传感器，如果在熄火后后座依然感应到孩子的体重，传感器就会发出警报。她去年几乎成功了。2008年卡梅伦古尔布兰森儿童交通安全法案中，要求改进电动车窗的安全性和后座的能见度，以及防止儿童意外将汽车启动的保护措施，原本还有后座传感器要求。它没有通过最终的法案；支持者去掉了这个条款，担心强大的汽车制造商因此游说抵制整个法案的通过。
有几种零部件市场产品是用来提醒父母，如果孩子仍然在关闭的汽车上。这些产品卖得并不好。它们可能与几年前三名NASA工程师面临同样的市场问题。
2000年，克里斯·爱德华兹，特里·马克和爱德华·莫德林在他们的一位同事凯文·雪尔顿不小心把他9个月大的儿子落在维吉尼亚州汉普顿NASA兰利市研究中心的停车场而致死之后，开始研发一种产品。发明者对具有重量传感器和钥匙扣报警器的设备申请了专利。基于航空航天技术，易于使用；这款产品相对便宜，而且有效。
珍妮特·芬耐尔对此产品抱有很高的期望：她认为，这个产品背后戏剧性的故事，以及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事实，创造了它可以被广泛宣传和高公众接受度的可能性。
五年过去了。现在该设备仍然不在货架出售。发明者们找不到愿意制造它的商业合作伙伴。一个大问题是责任。如果你做出这个产品，一旦它发生故障并且孩子死亡，你可能会面临巨额的诉讼。但另一个大问题是心理上的：市场研究表明它不会卖得好。
问题就这么简单：人们认为这可能永远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我以前就是那样的，如果我读到这种事情，我会想，‘这些父母在想些什么？’米奇特里是来自德克萨斯州梅派尔的一个承包商，这是一个眼神温柔的大个子男人。当他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时，他正开着一辆卡车。而他六个月大的女儿米卡，正在四十英里远德克萨斯州酷暑下一个停车场的一辆封闭的车里。所以他开着30英尺长卡车拖着数千磅重的电线杆尺寸的木材，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冲向那辆车。
在2005年6月的那一天，特里刚被解雇，他在城外一个天主教堂的礼堂里砌了一天的墙。他记得把他的大女儿送去日托，但是当他开车把宝宝送到另一个日托地时，他接到了关于一份新的长期工作的电话。这完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引起了致命的分心。
35岁的特里没有被起诉。他的惩罚更加微妙。特里一家是南浸信徒。在米卡去世之前，米克·特里说，他们每周天都去教会一整天，从早上的圣经学习待到晚上的晚餐。他和他的妻子现在不再去了。这太困扰了，他说。“我对教会里的每个人都感到有罪，他们曾经说我们有多么幸福。我不再觉得有福了。我觉得我被上帝错怪了。我也错怪了上帝。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四年过去了，但他仍然不会去那个当天工作的天主教教堂附近。就在他的女儿在教堂外死去时，他正在教堂里砌一堵墙，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十字架。
（八）
“这是一个最糟的那种纯粹的恶意疏忽的案子……他应该被判死刑。”
“我想知道这是否是他告诉他妻子他真的不想要孩子的方式。”
“他太忙于追逐房地产业绩，这显示了房地产这一行业的人有多么道德腐败。”
这些是2008年7月10日“华盛顿邮报”新闻文章的读者在线评论，该文章报道了迈尔斯·哈里森的儿子死亡的情况。这些评论是许多其他评论的典型代表，也是在不同社区不同年份一次次发生的案子中的典型评论。相当大比例的公众的反应不仅仅是愤怒，还带着尖酸刻薄。
埃德·希克林认为他知道为什么。希克林是来自美国纽约州奥尔巴尼的临床心理学家，他研究了致命的汽车事故对幸存司机的影响。他说，公众经常会不成比例地严肃批判这些人，即使是明显的事故，甚至明明不是他们的错。
希克林说，人类本质上需要在冰冷无情的宇宙里，对他们的生活创造并保持一个说法：只要你保持警惕和负责，那些可怕的事不会随机发生，灾难也可以避免。
在高温致死案例中，他认为，那些父母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妖魔化。“我们很脆弱，但我们不想被提醒。我们想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可控的并且没有威胁的，如果我们遵循规则，那我们就没事。所以，当这种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时，我们需要把他们放在与我们不同的类别中。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事实上我们可能太害怕面对了。所以，他们必须是怪物。”
在林恩巴尔弗无罪释放之后，这个评论出现在夏洛茨维尔新闻网站上：“如果她心里有太多的事情，那么她应该把腿合上，不要生孩子。他们应该在炎热的日子里把她锁在车上，看看会发生什么。”
（九）
林恩巴尔弗在拉克斯维尔的家，因为点着香薰蜡烛而芬芳四溢。布莱登在一个婴儿摇椅中高兴地跳起来，这个婴儿摇椅曾经是布莱斯的，他爬上了一个同样也曾是布莱斯的一个拼接的被子。巴尔弗一边给在伊拉克贾勒特发短信，一边检查布莱登的尿布，一如既往地进行多任务处理。
“人们说我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巴尔弗说，“但我不是。只是当我悲伤的时候，我独自悲伤。。。”
奶嘴从布莱登的嘴里弹出来。巴尔弗冲洗它，并塞回去。
“。 。 。因为我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没有在别人面前悲伤的权利。”巴尔弗说她精心制作了自己展示给世界的表情。“我想消失，搬到一个没人认识我，没人知道我做了什么的地方。我想迅速这样做，但我不能。我必须说出我的名字，我是那个杀死自己孩子的女人。我也必须做这样的女人，因为我答应了布莱斯。”
这个承诺，她说，是在医院她抱着儿子的身体时许下的。“我最后吻了他，我告诉他我很抱歉，我说我会竭尽所能，确保这不会发生在另一个孩子身上。”
巴尔弗以适合她个性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她已经成为古代水手的现代母亲版本，不时地向山姆俱乐部等地的陌生人坦然对话，并开始谈论起孩子们，这样她可以告诉他们她对她其中一个孩子所做的事。一个震撼人心的警示。
不像发生这种事情的大多数父母，巴尔弗随时会和媒体交谈。她与“儿童与汽车”组织合作，反复讲述她的故事。她的观点总是一贯的，永远坚定，总是有点愤怒，总是有点自我，有时有点磨难：这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这是一个失误，而不是犯罪行为，不应该被起诉。汽车需要安全装置来防止这种情况。她很少有疑问或特别痛苦。没有人看过她哭。
“事实是，”她说，“痛苦永远不会减少。它从来没有消失。我只是把它放在一边，直到一个人独处。”
巴尔弗不喜欢去思考布莱斯最后经受的折磨。一个善良的医生曾经告诉她，她的儿子可能没有遭遇非常大的痛苦，她坚决地相信这一点。在她的脑海里，布莱斯死的时候没有恐惧，被一群慈爱的天使包围着。巴尔弗信仰的神无条件地爱我们，并掌管我们的生活；这给了她安慰，也给了她困惑。
“当我16岁读高中的时候，”她说，“我在约会时被强奸了。我堕了胎，我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朋友和我的母亲。堕胎的时候，我向上帝祈祷，请求他把宝宝带走，在我可以照顾他的时候，再把宝宝还给我。”
所以。 。？“所以，我有时候会想。。 。”巴尔弗擦掉了一滴眼泪。“在我意识深处，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是上帝的惩罚。我曾经杀过一个胎儿，然后在我最幸福的时候，我的孩子从我身边溜走了”
布莱登在地板上被一个艾蒙娃娃所吸引。“有时候，”巴尔弗说，“我希望我在生布莱登的时候死去。。 。”她现在哭了，在这一刻，她身上那个士兵不在了“那么贾勒特可以和布莱登在一起，而我可以和布莱斯在一起”
迈尔斯·哈里森坐在利斯堡星巴克里，坐在调料台旁边，一张张抽着餐巾纸来擦干眼泪。
“我太伤害我的妻子了，”他说，“因为她内在无以伦比的优秀品质，她已经原谅我了。这让我感觉更糟，因为我无法原谅自己。”
在他儿子死后他被无罪释放的几个月后，哈里森的公众痛苦还在继续。在俄罗斯外交部正式抗议他的无罪释放并威胁中断与美国的收养项目后，他的入案照片又被登上报纸，这是一个国际事件。几个月来，哈里森拒绝对这篇文章发表评论，但是在二月初他说他准备好了。
“我请求俄罗斯人民的宽恕，”他说。 “这个国家有很多好人值得拥有孩子，俄罗斯有孩子需要父母。请不要因为我的错误而惩罚每个人。”
哈里森是罗马天主教徒。在蔡斯死亡几周后，他回到当地的教会，牧师和教区居民让他独自哀悼。后来，牧师拥抱他，在他耳边低语：“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那是铂赛尔维尔的圣弗朗西斯·德萨利斯教堂。牧师是迈克尔·凯利神父。在新年的前夜，在大雨之后被风狂扫的一条道路上，迈克尔神父停下来移动一棵倒下拦在路上的树木，他被另一棵落下的树木砸死了。
哈里森不知道这是什么回事；没有什么还会在一起，除了，让他惊讶的，他的婚姻。
在他们的家里，卡罗尔和迈尔斯·哈里森把蔡斯的婴儿床原样保存下来，孩子的照片也到处都是。“有时我们会一起看一张照片，”哈里森说，“我会看到卡罗尔哭。她试图不让我看到，但我看到了，我感到非常的内疚和痛苦。”
哈里森说他知道他和卡罗尔不太可能被允许再次领养。他身体向前倾，他的声音变成了一啜泣声，就像在法庭上他更糟糕的耻辱的时刻。
“我让她再也不能做母亲了。”星巴克里，有人回头来看。“她会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
第一次有人接电话，但什么也没说。只有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大声，过了一会儿，电话挂了。几天后，他接电话了，电视声音没有降低。晚点再打，他说。第三天，他接了电话。
你还好吗？
“我也不知道。一天天熬。”
安德鲁切普珀语调平坦，像一个昏睡的人。他说的句子少而短。这是朴茨茅斯的卫生部门电工，幸运的是，他没有被刑事起诉，而当迈尔斯·哈里森有。他从来不需要在法律上为自己辩护。
你现在一个人吗？
“是啊。 ”
她离开了你？
“是啊。她受伤了。她正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伤害，我想。
你感谢你没有被起诉吗？
没有答案。
安德鲁？
“为我自己，没有。为我父母，有。他们怎么对我没有关系，每天我自己过得也不好受。”
你真的还好吗？
“我试着不去想它，当我开始想它，我就会。。。”
怎么样？
长长的沉默。
“像现在这样。”
（十）
作为简化她生活计划的一部分，林恩巴尔弗已经辞掉了自己的工作。生活稍后会有点复杂，因为她再次怀孕了：10月份那天的授精是成功的。宝宝预产期在7月。
巴尔弗的律师请求法庭将她的检控记录删掉。这种请求通常在无罪释放后是无可反驳的。毕竟一个法律上无辜的人有权利要求法律清白地重新开始生活。但在这个案子中，英联邦律师戴夫·查普曼提出异议，并非比寻常地，亲自参与这相对小的法律辩论。
在法院外，查普曼解释道：“反对删记录是非常罕见的。但我们反对，因为这个案子的严重性，因为这是一个完全没有防备能力和无助的婴儿死亡的唯一备案记录。经过半天的听证会后，法官裁定联邦赢，表示，如果法庭的记录仍未开封，巴尔福未能证明她将遭受“明显的不公正”。
之后，巴尔弗一如既往冷静地回答了新闻媒体的问题。她看起来面无表情且毫无悔意。她会考虑上诉。她会继续发言，以提高公众对将孩子一个人留在汽车上的危险的意识。她听起来像往常一样，只是有点冷漠。
在伊拉克呆了一年半后，加勒特巴尔弗终于回家了。他在那的工作是分析查封的叛乱分子所制造的爆炸装置，并试图识别他们的技术并追溯他们所在地。随着法律费用单增加，他延长了两次他的任期时间，加勒特30岁，他身材高大，瘦长，非常帅气，淡茶色头发全部向后梳。他看起来是一个气场很强大的男人。
起初，他回到家后，加勒特说，很尴尬，在沟通中有些问题。他会对布莱登正在做的事情发表无伤大雅的陈述，林恩会反应过度，好像他在指责她的育儿技巧。后来变得越来越好了，他说。
布莱登现在9个月半大，正是布莱斯死时的年龄。林恩又开始做恶梦。
回想起来，在悲剧之前，她有两个似乎是预言的梦，一个是，她不小心淹死了布莱斯;另一个是火灾死亡。巴尔弗认为，这些梦是由上帝安排的，以帮助她准备好她将要忍受的悲剧。最近，她梦见她控制不住布莱登的婴儿推车，然后它冲向了车流中。不，她不认为同样的事会再次发生。
“我无法再忍受一件这种事，”加勒特静静地说。所以他们之间很紧张。他们正在努力解决。他们都说他们有信心这个婚姻会持续下去。在加勒特出门去工作之后，林恩在谈论布赖登的存在帮助他们治愈了多少。她认为她的家人是被祝福的，因为他们能够有其他的孩子：
“你能想象失去你唯一的孩子，没有希望有另一个孩子吗？你能想像那种绝望吗？”这就是为什么，她说，她决定了。她查过了，这是合法的。没有任何权力可以阻止它，因为它将属于私人收养层面。她需要一个精子捐赠者和一个卵子捐赠者，因为她不想使用自己的卵子。这将使它太个人化了。
她到底在说什么呢？“迈尔斯和卡罗尔·哈里森值得拥有另一个孩子”，巴尔弗有条不紊地解释。他们会是很好的父母。这种女人，就是你能一眼决定你会喜欢或者不喜欢的。她声音洪亮、意志坚强，并且根据你的观点，相当开明或坚强向前。最重要的是她很果断。
巴尔弗说她决定了：如果迈尔斯和卡罗尔·哈里森被拒绝允许再收养孩子，如果他们用尽所有的选择，还没有孩子——她将为他们怀一个，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参考资料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ifestyle/magazine/fatal-distraction-forgetting-a-child-in-thebackseat-of-a-car-is-a-horrifying-mistake-is-it-a-crime/2014/06/16/8ae0fe3a-f580-11e3-a3a5-42be35962a52_story.html
阅读原文 阅读 65192018-05-28